刘原父在词掖，欧阳文忠公尝折简问：“入阁起于何年，阁是何殿？开延英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废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详，乞示本末。”原父方与客对食，曰：“明当为答。”已而复追回，令立俟报。原父就坐中疏入阁事，详尽无遗。原父私谓所亲曰：“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东坡后闻此言，笑曰：“轼辈将如之何！”
《国史》云：“庆历以前学者尚文辞，多守章句注疏之学。至刘原父为《七经小传》，始异诸儒之说。王荆公修经义，盖本于原父云。”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文忠公曰：“刘敞文章未甚佳，博学可称也。”［33］
概括而言，同样出于力图革除时弊、振刷积弱的动机，“庆历新政”及其追随者“元祐旧党”的代表人物，致力的是“文史之学”，即沿袭中唐“古文运动”之风尚，注重以史为鉴，提倡渐进式变革，善于著文宣传见解，风行天下。故“八大家”之宋人文章，多出于庆历——元祐之间。而“熙宁变法”中王安石则另辟蹊径，以“经术之学”托古改制，主张激进式变革，特别强调用自撰之《五经新义》颠覆旧学，着重统一考生思想。其于经学中独黜《春秋》，绝非偶然。正缘“文”“学”有别，故治经学者每有讥讽“好个欧九，可惜不甚读书”或“欧九不学”的说法。［34］理学先导受到王学刺激，纷纷发覆经学，号为“众经之首”的《易》遂成为热门话题。不仅周敦颐、张载、程颐、邵雍以此名家，一时风尚影响南宋。连南宋人编的《欧阳修集》中，也特地辑入《童子易》三卷，苏轼集中更有《易学》专论。后期理学则合两家之两长，直至以“六经皆史”概括言之，［35］才从儒学内部平息了这场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