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他的“人性恶”论，最后导致的也仍是孟子的“英雄史观”或“帝王史观”。循环论与英雄史观在伦理史观的统摄下，本就是线性的结论。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这里既有循环论，也同样有英雄史观。荀子也跳不出这个巢臼，本来“圣人之伪”乃“礼义”也：
君子者，治之原也。（《君道》）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则流清，原浊则流浊……君者，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祭也；民者，水也，梁圆而水圆。（《君道》）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王制》）
不可否认，在伦常秩序下，上制约下，君王制约臣民，历史似乎便就是由帝王所创造的，一部宗法社会史，也就成了帝王史了。荀子虽然说过民若水，“水则载舟，水则梭舟”，可却从来没真正看到人民在历史发展中的真正作用。
有人认为，荀子“法后王”的观念与“古今一度”、“虽久同理”的循环论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却是没有看到其伦理史观的实质，两者之间恰巧是非常一致，非常吻合的，全根于一个基础上。正是“法后王”强化伦理社会的努力，才有以伦理为中心的历史循环圈的产生，往复循环，伦理社会便得以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