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魏氏叔季确也不曾更深地卷入政治，也就不曾被“点污”，因而是更单纯的意义上的“志士”，更诗意的“志士”。方以智的感动于“易堂真气”，多少也应基于这一种比较的吧。在方以智、陈恭尹的眼里，魏氏兄弟确也应如一泓流泉，清浅得可喜。叔子的被时人以至后人目为“志士”，与其说由于他的行事，毋宁说因了他的表达。叔子的动人处，更在呈现于文字的对于志士人格的塑造，在他那富于感染力、感召力的性情，他的热忱与真挚。叔子并不曾经历过有如方以智、陈恭尹所经历的大苦难、大危机，这也使他能用了赤子式的眼神看世界，在人伦关系中，保持了一种单纯的态度。其间翠
《宁都三魏全集》
微、易堂之为屏蔽、保护，是无疑的。
33
我不能不感兴趣于三魏间兄弟情的表达。叔子曾经致书彭士望，说自己与伯子、季子，“老年兄弟，旦夕不能暂离”，又说到兄弟三人“决计合葬勺庭屋内；或死他处，亦必启棺相就”，以便三人的“神明”即使死后也仍然能“相依”（《与彭躬庵》）。这更像是叔子的主意。叔子还说，“吾兄弟既定葬勺庭，便欣然有夕死可矣之意”，接下来的小小难题，是如何处置叔子之妇，因为这妇人决心从其夫葬在勺庭。于是就有了如下方案，即，倘若此妇死于山，即附叔子之左，“当勺庭之房，生时偕寝处”；倘死于山下，则妯娌们就葬在一处。叔子所希望的，自然是前者，说“虽然，祔吾为便”（《书伯子示杰、傚等疏后》，《魏叔子文集》卷一三）——不但对于身后是否兄弟在一处，而且对于夫妇是否在一处，甚至葬处与生前“偕寝处”是否对应，都很在意。由上述计虑的周详，可以相信至少叔子本人对此是认真的。这年（康熙十四年）距伯子之死，还有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