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学则不然，古代中国史家，言人事兼言天道，后来渐渐发展，史家天道观念日趋淡薄，专以记人事为职责，理性主义于是在中国史学中特别发达，西方史学中诡奇之说，惊人之论，如因果律，如进化论，如文化没落论，在中国史学中，皆不见影踪。[30]
笔者对西方史学不甚了然，但作者在这里对中国史学的估量，大抵是符合实际的。
上述两个例子表明，中国史家要真正同外国史家“对话”，讨论中外史学问题，是难以避开关于史学的比较研究的。这里，我们尤其要提到杜维运的另一本著作《中西古代史学比较》。作者在序文中自谓：其治学，“好作比较，尤嗜史学，很多年来，就有比较中西古代史学的奇想”。这表明，作者在关于中西史学比较研究方面，早有自觉意识。作者稍带激情地写道：
中国与西方，在上古时代，是两个相距遥远、渺不相涉的世界。不同的民族，殊异的环境，差不多在同时各创出灿烂的文化，像是中国先秦的圣哲，与希腊哲学家在作智慧竞赛，几疑两汉帝国与罗马帝国互相对峙。如果没有几分浪漫的情怀，是很难相信其真实的。随着文化的灿烂，中西史学竞出其间。人类历史上极为珍贵的史学，不约而同的出现于世界的两端，各显神采，互有成就，其精辟处，令人心折，其歧异处，耐人深思。将两者互作比较，无异学术的探险，也有诗意的享受。[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