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两个例子来看，武帝不分亲疏贵贱、公正执法，确实得到了先秦法治思想的真传，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汉武帝的法治思想是吸收先秦法家思想而形成的。
汉武帝重法治也是当时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即位不久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尤其是对匈奴的战争势必激化各方面的矛盾，为此就需要增订法律，严明赏罚，以推动事业前进。《汉书·刑法志》说： “及至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在这种情况下，元光五年(前130)七月，武帝任命张汤、赵禹定律令。这次条定的律令特点是：
法令文深、严酷：《汉书·张汤传》说“张汤与赵禹共定律令，务在文深”。《汉书·刑法志》说： “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从这一记载中可以看出所谓律令文深、严酷。法令条文繁多、严密。《汉书·刑法志》说武帝时法网渐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上述记载说明，汉朝的律、令、科、比四种法律形式，其中律、令是两种最基本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