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第二次借用
在他的《历史与结构》中，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写了如下评论：
相反，在晚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显然至少在《大纲》中，我们要思考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特别是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二次借用。这部著作对马克思19世纪50年代和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样，从《精神现象学》中借鉴的劳动范畴对他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理解”来说也是很重要的。[97]
之所以挑出这一段，是因为我承认自己得益于施密特。在《历史与结构》1971年版中，他是第一个对马克思接受黑格尔的两个时期做出区分的人：19世纪40年代的第一个阶段基于《精神现象学》，而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基于《逻辑学》。我的研究接受了施密特的这种提法。
在第一个阶段，马克思需要黑格尔的《现象学》，因为他处于通过作为预言来源的人的劳动理论展开研究的开创阶段。卢卡奇，正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列宁那样，代表了斯大林主义的左翼对立面，并假定《现象学》体现了马克思全部生活跨度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