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我们向往过一种平静温馨的生活，我们买了鱼缸，养了几条小金鱼，天天看着它们自由地游来游去。
婚后没多久，我回到了学校。我们人在两地，由于风云变化，两颗心都悬着，不知会不会有一场风暴发生。
果然，王蒙在这一年里，经历了《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大起大落：先是在《文艺学习》上争论，后来风声愈来愈紧，尤其是李希凡在《文汇报》上对小说做了毁灭性的批判。接着突然峰回路转，居然是毛主席发表了有利于小说和作者的意见。而夏天以后，反右斗争开始，王蒙的处境又急转直下。1957年11月，王蒙从一个大工厂的团委副书记的岗位上离开，被调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实际上是去接受批判……从此，打入另册达到二十多年。
这之后，我与他的命运紧紧地拧在一起。由于我“认识上不去”，划不清界限，所以在交心会上，屡屡通不过。1958年上半年，我所在的学校开了若干次批判会，帮助我，历经数月不见成效。王蒙却还来劝我：“你应认识到，这是大是大非……我们应夹起尾巴好好做人，认真改造……”
这一年中，幸福和不幸、安逸和危难、欢乐和苦涩，缠绕在一起。幸福，是我们两人已经结合在一起，不管面临多少灾难，我们都会有加倍的勇气抵挡一切。这一年的暑假，我们自己找乐，参加了那个年代少有的周末旅游：到香山别墅去。住在庭院式的客房里，吃所谓西式的餐饮，一杯红茶6角钱，当时就是天价了，我们在狭缝中享受人生。我们从来都认定，人生是一个整体，工作事业，政治社会，家庭亲情，柴米油盐，春夏秋冬，酸甜苦辣，不会尽失不得，人生总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