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佛教输入而兴起的洞窟壁画，在隋唐时代有较大的发展。敦煌莫高窟壁画，隋代开凿了39窟，占全部五百多个洞窟的1／6；唐代开凿247个，几占一半。用“佛像来表现释尊和其门徒”的造像艺术成为美术领域中的一个大热门。当我们仔细游览云冈、龙门、敦煌及麦积山等石窟时，就会发现，印度传来的造像艺术在丰富中国艺术宝库的同时，本身也在向适合中国人的欣赏兴趣方面转化。北朝的佛像具有明显的犍陀罗与笈多风格，上身袒露，宽额隆鼻，细眉长眼，印度味十足。隋唐时代的塑像，则面相丰满，脸部线条趋于柔和，龙门奉先寺的卢舍那佛，身着中国式的圆口衲衣，面庞丰腴典雅，目光安详下视，显得庄严、睿智，同时又含蓄、柔美，这正是中国人向往的崇高之美。佛画艺术的色彩晕染法，对中国传统绘画的线描方式造成猛烈冲击，吴道子把线条与色彩结合起来，使中国画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外来文化对唐代语言文学艺术也有一定的影响。伴随佛经梵文胡语的汉译，中国语言系统中注入大量外来语，如宿命、清凉、慧眼、横死、昙花一现、一瓣心香、聚沙成塔等，均出自佛典。佛经翻译还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与陆法言、孙愐的汉语韵母系统相配合，建立起声母系统，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受以宣传佛教教义、佛经故事为主要内容的讲经文、讲唱文的影响，并继承了中国杂赋传统而衍变出来的敦煌变文，是中印文学交流结下的果实，它对传奇小说、白话小说和宝卷、弹词等说唱文学都有很深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