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下述议论，显然正是针对薛定谔的实验而发：
量子理论中试验者和观照者的立场。这一积极立场之存在，改变着整个情境，因而也改变着实验之结果。具有观照者的事件，不管观照者离得多远，多么隐蔽和消极，都已完全是另一种事件了。……人文科学中第二个意识的问题。……即理解者和应答者的意识，是不可穷尽的，因为这一意识中潜存着无可计数的回答、语言、代码。以无限对无限。[123]
可以想见，诸如此类的新思想难免不对俄国“白银时代”那些注重向他民族学习的俄国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当然，他们是按照自己的主体需求和主体条件对外来影响进行消化吸收的。这也应证了巴赫金一贯的思想，即理解的主体从来不是消极地适应客体对象，而是积极地与客体对象产生应答。当然，很难说巴赫金的这一思想不是直接或间接受到上述自然科学发现的影响所致。可以引为旁证的是马雅可夫斯基，按照雅各布逊的说法，此时的马雅可夫斯基对这些西方传来的新思想深信不疑。他因而产生了一个“糊涂”观念，即人生可以轮回，早死可以早托生。为此，他毅然选择了自觉的死亡。在促使其自杀的诸多现实生活因素中，在雅各布逊看来，这种糊涂观念是比其他原因更为根本和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