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张伯苓：《复中国社会教育社临时筹备委员会函》（1931-12-04），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615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7] “江苏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径启复者，来函奉悉。徐轶民等三十余人苓已逐名审核完毕，均承认其加入本社作为新社员，此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复中国社会教育社理事会函》（1933-06-02），见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中卷），773页，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
[8] 马宗荣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社会教育系，师从日本著名社会教育家吉田熊次，回国后长期从事社会教育事业（曾任大夏大学教育学系主任，专攻社会教育及图书馆学），其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包括译著、独著、合著三种。代表性的成果：译有吉田熊次《社会教育的设施与理论》（中华书局，1935）；独著有《社会教育概说》（商务印书馆，1925）、《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31）、《比较社会教育》（世界书局，1933）、《现代社会教育泛论》（世界书局，1934）、《社会教育事业十讲》（商务印书馆，1936）、《非常时期之社会教育》（中华书局，1937）、《社会教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7）、《大时代社会教育新论》（文通书局，1941）、《社会教育原理与社会教育事业》（文通书局，1942）等；合著有《日本教育行政通论》（与高田休广、小笠原丰光合著，商务印书馆，1935）、《社会教育入门》（与蓝淑华合著，文通书局，1942）等。但是，尽管马宗荣著作甚丰，一生亦为社会教育事业苦心孤诣、兀兀穷年，但其社会教育理论体系并没有占有压倒性优势。究其原因，一是1922年实行新学制后中国教育已完成了从学习日本到学习美国的转向，二是九一八事变特别是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成为中国最大敌手，无论马宗荣、吴学信如何努力著书立说、奔走呼吁，以学习日本为底色的社会教育理念都难以得到太多的同道呼应。于二人来讲，时不我与，是尴尬的现实，后来研究者若以他们的著作及观点来分析日本社会教育理念在中国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难免有所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