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此，或可将西汉历史大致区分为事务过程（礼仪型君臣关系的例行化运作，约略相当于习称的制度及其运作）、关系过程（围绕信—任型关系与“宠”的展开与反复，近似于时人所说的“人事”），以及两者的关系。以往政治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个别事件的实际过程及将若干事件连缀成某种线索（后人构建出的“事件过程”），其实，很多事件不过是关系过程与事务过程中的某个环节而已。[17]近来随着简牍文书的发现与研究，事务过程渐受重视，关系过程尚未引起学界关注[18]，两者的关系更不曾涉及。
传世史书更多的是根据历史后来的结局，按照年—月—日的时间顺序，依据一定的设想乃至模式，将两个不断延展的过程切分为诸多事件，尤其关注在后人看来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纳入本纪，并挑选特定人物来铺陈相关事件。实际生活不过是两个过程相互叠加、交织与嵌入。事务过程不断通过例行化的运作使得帝国体制得以延续，关系过程往往会渗透到事务过程中，催生变化；两者交织，实现了变与不变的统一。皇帝、府主均是衔接两个过程的支点，皇帝则是其中最重要者，皇帝与府主因此均带有两重身份：制度化的首脑（位）与个体/家人的人的统一。作为个体/家人，皇帝因性格、爱好、感情与经历，而呈现颇多差异，同时，深嵌关系过程中，成为众人争夺的对象。皇帝最受瞩目，因而具有了第三重身份——作为想象的对象，而承载着时人的想法：理想、渴望与追求，并调动与激发众人的参与和争夺，有些皇帝本人甚至会利用乃至发展关系来统治国家，“关系”所带动与激发的能动性，连绵不绝，动力无穷，构成时代中沉潜却顽强的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