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三等人对各派观点的辩驳和反击是抓住了中国社会性质这一中心问题而展开的。他们在《新思潮》第5期的“编辑后记”中明白地讲：今天那些“主张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因而说现在的统治阶级是资本家的民族资产阶级”，认为“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已经完成其任务，目前没有任何的革命征兆”的理论家们，根本就是想要反对中共六大所提出的中国革命十大政纲，取消中国革命。要说明其理论的谬误，就“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的阶段性”。而要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了解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的阶段性，就“必须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的结构及其特殊的性质”。他们通过实际的数字和具体的分析，着重说明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经济中握有最高的统治权”，“在全国经济生活的比重上，半封建关系仍然占着比较大的优势”，故“中国经济，实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对中国封建经济发生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帝国主义通过它所传播的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技术，打击且破坏了中国封建关系的行会制度和自然经济，在推动中国经济组织向进步的道路上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一作用的结果，就是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开始，使中国民族资本在城市中有了相当的发展，并且在农村中已经孕育了它的种子，把中国推向了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但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长期争夺的结果，造成它们不能不在相当程度上保护中国的封建制度，以维护各自的特殊权益，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压抑和束缚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促使继续得以在农村中保持其特殊地位的封建势力，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巩固，变本加厉地增高了中国的地租和苛捐杂税，从而自然加重了地主阶级对整个农民的盘剥。因此，他们坚信：“中国经济，实在处于国内封建（半封建）的势力和国外帝国主义二重势力压迫之下。”据此，他们明确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若保持着目前这一种帝国主义的特权，保持着中国经济中的封建势力，照这样下去，这只有使整个中国经济完全走到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走向殖民地”，“中国民众将要长（期）受帝国主义的剥夺，长（期）受现在这些封建关系的束缚”。相反，如果采取革命的方式，首先“肃清一切帝国主义的特权，肃清中国军阀官僚地主豪绅之一切的剥夺”，即“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彻底改变生产关系，走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生产道路，才有可能提出改造生产技术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才有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