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的失落，正在于此。
因为，曾有多少素昧平生的男人和女人，唐突地来到过我的家里，只要他们开口一说自己曾是知青，无论是北大荒的，还是新疆的、内蒙的、山西的，便会立刻受到我的款待。无论他们有什么困难，我都是愿意帮助的。哪怕他们本人不是知青，只不过他们的哥哥姐姐曾是知青，我的帮助也是同样全心全意的。我留他们在我的办公室住过——由于这种情况太多，厂保卫科找我谈过话，希望我提高警惕，谨免留贼纳盗之事发生。记得我当时大为发火，觉得我心中的“知青群体”形象受到中伤——它在我心中占据着极重要的地位，仿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为因没有落实种种具体政策而上访的知青们转达申述材料，致使有关部门猜测和怀疑我参与或操纵了他们的活动。我周济过经济拮据的返城或“扎根”的知青。我揣着记者证，夜半三更亲自去替他们排队购买火车票，大包小包用自行车驮去，亲自送过站，也亲自迎过站。我为到北京来看病的知青联系过医院和医生——尽管这一点超出了我的能力。在西去的列车上，我将自己的卧铺票无偿转给一个十七岁的少女，她说她的父母都是当年赴新疆的知识青年，她说她的车票和钱包都被掏了。列车员不信，但我信。我惊异于那一代人中，居然有了十七岁的女儿，我看待她如同看待“我们”的第二代。一部分离开了，命运便亦变迁，一部分留下了，将命运和土地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我当时的心情是那么复杂，若不以自己的卧铺卧票相赠，简直就没法儿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