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五点，皆是万历以后出现的诸本，与嘉靖本面目上有所不同的所在。然其不同，究竟不过在面目上而已，内容实在是一无差别。嘉靖本假定是罗贯中氏的原本的话，则罗氏原本的文字直到明末，还未有人敢加以更动、删落或放大的了；——只除了插增些咏史诗及批注进去。所谓李卓吾氏的批评，虽有时不客气的直指原本的不合理处而加以讥弹，然也不过仅仅指示出来而已，对于原文并不曾擅加删改。书坊们的能事，原来是仅在于“插增”而不敢担当什么润饰、放大、刊落的重任。其敢大大的改动原文，或放大，或刊落，或润饰的，却是需要比较有胆识，有眼光，有笔墨的文人学士们了。《三国志平话》一变而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个非同小可的进步，却是出之于一位文士罗贯中氏之手。现在这本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如果要有所进展，有所改进，便也非求之于一位文人学士不可了。在清代的初期，张采（即金圣叹）的影响弥漫于全个批评界上，而删改古书之习已成了风尚之时，果然出来了一位文士，又将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一变而成为《第一才子书》。自《第一才子书》出，于是罗氏原本的真相不再为读者所知者几三百年。其情形，正如罗氏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而《三国志平话》便为之潜踪匿迹一样。这位文士是谁呢？便是张采的跟从者毛宗岗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