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的讨论都是特别针对我们学术刊物所处的学情（套改国情一词），导致我们学术刊物的外在社会负担和编辑苦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我们的学刊尚未实行海外通行的专家审稿制。若实行这样的制度，编辑部的实际责任可立刻减少许多（当然对职业编辑本身的需求也会减少）。以我们现在的学情看，马上实行专家审稿制似不那么现实。但不实行这样的制度也要付出代价：我知道我们一些规格非常高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在海外的学术机构里却不能作为升等的依据，就是因为这些刊物没有专家审稿制度，这在需要“走向世界”的今天当然是非常不利的。虽然我可以肯定，我们大多数有地位的学刊在主观意识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基本能够保持以学术质量为取舍，但这毕竟是一种“人治”而非“法治”的取向（这当然也意味着对编辑的个人要求更高）。也许我们一些更具改革意识的刊物可以考虑尝试向专家审稿制逐步过渡，看是否能舒缓一些今日刊物所面临的问题。
（原刊《读书》，1999年第8期）
假作真时真亦假——也说文字表述与文本解读
我在去年一篇讨论民国考据史学的论文中，曾说晚清开始的反对乾嘉“汉学”的趋向无意中导致了对“读书应先识字”这一传统的弃置，因不讲究“章句之学”而从总体上降低了读书人阅读旧籍的能力。然后我顺口说到今日文史两系的本科毕业生恐怕看《幼学琼林》这样昔日的蒙学读物都有困难；而当年梁启超、胡适等人开出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实当然不低），许多文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也许未必就能顺畅地通读（实际已通读的则更少）。这是由于兴之所至而说得“口滑”，不觉违反了我自己订立的不在学术论文中越题说话这一规矩（类似的话我通常是在本文这样的“文化评论”一类文字中陈述）。虽然我并不收回我的陈述，随意引申到底与“学术规范”有明显距离，这是要向各方面读者诚恳致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