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们将力图粗略地描绘出中国史学之历史思想发展的轨迹。“天”是先秦时期人们历史观念中的一个基本范畴，指的是至上之神。凡王朝兴亡、世间治乱以至人们的福祸寿夭，都由“天命”决定。这方面的记载，在先秦的官文书和王朝颂诗等文献中，俯拾即是。“天”，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认为是人世间的主宰。“人”也是当时人们历史观念的一个重要范畴，不过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而是指人君。《尚书·大诰》：“天亦唯休于前宁人。”这里的“宁人”指周文王。此句意谓：上天只赞助我们的前辈文王。这是较早把“天”与“人”连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种历史见解的，表明人是从属于天的。当时对一般的人只称作“民”。“民”更是受“天”的主宰，即所谓：“天生烝民”[120]，“天亦哀于四方民”[121]。后来经过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和春秋时期的诸侯争霸，人的作用被进一步肯定，“人”的含义扩大了。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的私人历史撰述《春秋》与《左传》、《国语》，有很多地方是讲一般人的“人”了，也记载了一些人对“天命”的怀疑。《春秋》一书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重视人事的著作，它认真地记载了政治上的得失成败。它记水、旱、虫、雨雹、雷电、霜雪、地震等，都是作为与人事有关的自然现象来看待的。这同孔子“不语怪、力、乱、神”[122]的思想是一致的。《春秋》在历史表述上，是先秦时期史籍中最早摆脱天、神羁绊的史书，这是它在历史思想发展上的一个重大贡献。《左传》记周内史的话，说“吉凶由人”[123]，记郑国大夫子产的话，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124]《国语·周语下》记单襄公的话，说“吾非瞽史，焉知天道”。《左传》和《国语》都写出了大量的在历史活动中的人，写出了他们的活动、议论、风貌。这些都反映出它们在历史思想上的进步。战国以后，在历史思想领域，人们还未能完全摆脱“天命”史观的影响，有时甚至表现得很突出。但从发展趋势来看，“天命”受到怀疑，“人事”受到重视，已是历史思想发展中不可遏止的潮流。司马迁著《史记》，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重大课题，在历史撰述和历史思想发展上有划时代意义。他批评项羽兵败身死，“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125]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针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说法，发表评论说：“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耶非也？”[126]这表明司马迁在历史思想上是一位对“天命”史观大胆怀疑的史家。《史记》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真正把人作为历史中的主体来看待的伟大著作，它对历史变化的动因有许多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史记》在历史思想上的唯物主义倾向，对后来的史学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在二十四史中，也有一些明显地宣扬“天命”的皇朝史，但它们毕竟都是着眼于写人在历史中的活动；其称说“天命”，固然有真诚的，但不少都是属于官样文章了。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思想上提出了“究天人之际”的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知幾提出了清除“天命”史观在历史撰述中之不良影响的任务。他断然指出：自然界的种种变化，“此乃关诸天道，不复系乎人事”[127]。刘知幾并不是彻底否认“天道”，但他说的“天道”显然已包含了不少属于自然现象的因素。不论属于何种情况，他认为凡属于“天道”范围者，史家应取“不复系乎人事”的态度。刘知幾从他的朴素唯物思想倾向出发，把“天道”、“人事”的关系作为历史编纂中的一个理论问题提出来，其意义显得更为重要。另一位史学批评家、思想家柳宗元（773—819），继承和发展了荀子以来“天人相分”的学说，对“天”做了物质的阐释，从根本上否定了“天”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从而也就否定了“天命”史观。他指出：“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128]自司马迁提出对“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念表示怀疑以后，到柳宗元的上述论点，可以说是逐步把作为至上神的“天”从人们的历史观念中驱除出去的过程，这在“天”与“人”及天人之际的关系之认识上，是一个重大的进展，是历史思想发展上又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