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武帝咸宁三年、四年，并以正旦合朔却元会，改魏故事也。元帝太兴元年四月，合朔，中书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蚀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诸阴也；诸侯伐鼓于朝，臣自攻也。案尚书符，若日有变，便击鼓于诸门，有违旧典。”诏曰：“所陈有正义，辄敕外改之。”
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后复疑应却会与否。庾冰辅政，写刘邵议以示八坐。于时有谓邵为不得礼意，荀彧从之，是胜人之一失。故蔡谟遂著议非之，曰：“邵论灾消异伏，又以梓慎、裨灶犹有错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审，其理诚然也。而云圣人垂制，不为变异豫废朝礼，此则谬矣。灾祥之发，所以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诫，故素服废乐，退避正寝，百官降物，用币伐鼓，躬亲而救之。夫敬诫之事，与其疑而废之，宁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于巷党，以丧不见星而行，故日蚀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见星也。而邵废之，是弃圣贤之成规也。鲁桓公壬申有灾，而以乙亥尝祭，《春秋》讥之。灾事既过，犹追惧未已，故废宗庙之察，况闻天眚将至，行庆乐之会，于礼乖矣。《礼记》所云诸侯入门不得终礼者，谓日官不豫言，诸侯既入，见蚀乃知耳，非先闻当蚀而朝会不废也。引此，可谓失其义旨。刘邵所执者《礼记》也，夫子、老聃巷党之事，亦《礼记》所言，复违而反之，进退无据。然荀令所善，汉朝所从，遂使此言至今见称，莫知其误矣，后来君子将拟以为式，故正之云尔。”于是冰从众议，遂以却会。至永和中，殷浩辅政，又欲从刘邵议不却会。王彪之据咸宁、建元故事，又曰：“《礼》云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礼而废者四，自谓卒暴有之，非为先存其事，而侥幸史官推术缪错，故不豫废朝礼也。”于是又从彪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