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ucke）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 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 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