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勇对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初中语文教科书中社会角色的呈现进行过比较分析。他从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功利性角色和表现性角色、社会角色的性别问题，以及正面社会角色和反面社会角色等方面，对两个版本的语文教科书的课文内容及插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比较分析。②
2000年，王有升对我国当时的九年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教科书的文化构成进行了系统分析。他的研究主要从国家文化、民族文化及具体的不同时代文化的角度展开。他发现，在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进行选取与呈现方面，反映或体现外国文化的课文基本上取材于欧美国家，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化毫无涉及。这与世界文化的整体格局显然不一致。在对国内不同民族文化的体现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内容在教科书中所占比重较小，并且直接取材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少。在对不同时代文化的呈现方面，反映当今时代文化内容的课文占比不足30%;革命战争题材的课文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与体现古代文化的课文大致相当。另外，古代文化及近现代文化方面的选材具有批判取向，主要揭露社会的黑暗与不公，而现当代文化方面的选材极少批判取向。①
刘云杉对教科书中的童话童谣进行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解读。童话童谣叙述的是农耕文化中乡土社会的民间知识。与农耕文化相对应的是乡土社会，乡土社会是个重传统的社会，传统即个人所感知到的记忆。教科书所呈现的童话童谣经历了制度文化对民间文化的遴选，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与制度文化比肩忝列于法定文化之中。教科书中的童话童谣是“过去的故事”在今天的投影，而今天的孩子又以他们的经历与阅历解释着过去并理解着现在。在充满“现代性”的当下，童话童谣所体现出的传统乡土社会的时间观、空间观、成效观与人我观等方面的特征，更可被透析出来。在时间观方面，童话童谣体现着绵延的时间、放达的生命感、后喻的文化特征；在空间观方面，它体现着封闭的空间与稳定的收获；在成效观方面，它“以不变应万变”,鄙弃机会，固守自律；在人我观方面，它则隐含着道德善恶与生存谋略。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