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物理学家都在寻找地震原因，很多科学院为此设立奖金，各个中学只关注那些残酷事件……总之，所有人想知道自然的秘密。一个人猜测是地下的突然爆炸，因为炸药的主要成分（铁屑、硫黄）存在于地下，里斯本地震后，空气里有硫黄的味道。[157]
但在普遍意义上，实践理性已是文学共和国的基础，天体观测、动植物研究、物理化学实验都在寻求真实性与客观性，不同于经院哲学式的理念拼凑（见图3-1，1708年9月太阳观测记录[158]）。18世纪中期，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编《百科全书》时重视直接经验，“编写者求助于最好的手艺人，不辞劳苦，到手工作坊请教，在他们的指导下编写条目，选用最恰当的术语，列出表格，逐一定义”[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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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708年9月太阳观测记录
追求真实的倾向超越科学界，蔓延到史学、文学和戏剧领域。伏尔泰研究过瑞典国王查理十二在土耳其避难的历史：一封以瑞典国王名义致苏丹的信冲击了土耳其的政治秩序，民众对局势有不同的判断。行文至此，伏尔泰提及现代史学规范：“史学家要坦率地记录事件，别去探寻什么动机，只写准确了解的，不猜测模糊的情节。”[160]这一趋向在18世纪未曾间断，1789年，伯维尔描述卢梭的生活时讲述亲眼所见，至少是他以为真实的事，“可能有错误，非有意为之”[161]。狄德罗要求文字接近生活，“一旦抛开自然和真实，美感就消失了”，在评论戏剧《嫉妒者》时，他注意的是日常事：几堵墙围成一个房间，房间深处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一盏灯、一个水罐、一块面包。情景简单，却是开放的、可延伸的想象空间：一家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是否有普遍的象征意义，一个作家如何将现代美置于琐碎的对话中？在评论戏剧《家长》时，狄德罗关注儿女婚事，“一家之长要考虑对方的财产、门第与教育，那是父亲的责任，最费心力”[162]。中世纪不乏类似的事，却未进入思想世界，18世纪就不同了，世俗生活与艺术的距离近了，只要其中有静穆或灵动的优雅，就有变成艺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