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浩星赐的话未尝没有道理。“功高震主”，从来就是臣下的大忌；而“归功于上”，则是屡试不爽的保身的万全之策。归功于那两位将军，也就是归功于支持那两位将军的皇帝。然而赵充国拒绝了，他说：“我老了（其时他已七十八岁），官爵权位已到了顶头，怎么能为了一时的避嫌而欺骗英明的君上呢？战争，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大事，我们制定一种政策，应当能够成为后世人遵循的法则。老臣我如果不在生命的最后年月向陛下讲清楚用兵的利害关系，一旦我死了，谁还能给皇上说呢？”他终于还是明确地告诉了汉宣帝，战争的胜利，主要不是由于用兵，而是由于屯田。汉宣帝不愧是西汉后期的中兴之主，他认为赵充国的说法是符合实际的，免去了破羌将军的职务，而将处理军事问题的大权交给了赵充国。赵充国是深谋远虑的，如果按浩星赐给他出的主意去迎合汉宣帝，也许可以讨好皇帝于一时，但必然会误导皇帝，使他自以为动武是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从此便会国无宁日了；而他指出胜利是由于屯田，皇帝将会以防御政策为主，这对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说，是绝对有好处的。作为大臣，如果不能谦虚退让，居功自傲，那是危险的；但，一味地顺从迎合，而不顾国家的利害，那是欺诈，更是不可取的。而要做到“忠而不顺”，真是谈何容易，谁知道会不会触犯逆鳞呢？但也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