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我要求自己必须回忆起这位巧逢的“老师”。我一册册地翻阅名片夹，终于又发现了一张印有他姓名的名片。那上面他的身份是报社文艺部副主任，业务级别是副编审……
晚上我给他打了一次电话—— 因在出租车上没能立刻认出他，尤其是在他已认出了我并说出了他自己的姓名后，居然一时还回忆不起他来，几分不好意思掺杂着几分虚伪地说了些请多原谅之类的话……
他在电话那一端哈哈笑了。仿佛在通过那一种朗朗的笑声，向我证明着他目前对自己的自信和对自己新职业、新身份的良好感觉，以及目前对自己的活法和生活现状的满足……
我问他：“哪一年离开报社的？”
他说：“一九九零年。”
我问：“是辞职还是兼职？”
他说：“当然是辞职。”说像他这样的人，一旦想通了，决心下定了，那就破釜沉舟，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说这不安上电话了么！说房子住得也宽敞多了。公司为他在亚运村买了三室一厅……“我受之无愧！”—— 他说—— 因为我为公司创收三百余万，这点儿奖励是公司完全应该给的！他特别向我强调——他已经是一个有小车坐的人了。只不过那一天他吩咐司机送客人去了，所以才“打的”……“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挤公共汽车和骑自行车的体验了，也两年多没‘打的’了……今天真狼狈，沾了你的光……”听他的口气，似乎还挺留恋当年那种挤公共汽车和骑自行车横穿大半个北京的体验似的。我忙说哪里哪里，说其实是我沾了他的光。我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以后他就常来电话，和我进行一般性的感情联络。如果说也有什么目的性，那也无非是怂恿我去听国内或港台歌星们的什么什么演唱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