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感觉出自身居汉地的汉人心中，并没有什么可奇怪之处。随着对“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的观念逐渐被蒙古统治者理解和接受，元政府越来越注重以汉法治汉地。事实上只有很少的蒙古人进入人口稠密的汉地社会，而散居乡村的汉族民众甚至很少有机会看到身穿元朝制服的汉人官吏。直到元末，即使是在江南一个很繁华的小城镇里，人们仍然会对偶尔出现在街上的骑着马的蒙古族妇女感到非常稀奇。“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珠帘看姑固”(忙不迭地卷起珠子门帘，好仔细打量骑马经过门口的那个戴着形状特别的“姑固帽”的蒙古妇女)。
但“汉化”只是元代多元文化景观中的诸面相之一。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元王朝的国家建构模式与汉唐不同，是因为它从前身蒙古帝国借用了，或者说继承了国家组织框架，而这个国家组织框架是以多元化的因地制宜原则为显著治理特征的。在汉地之外的元代疆域内，如藏地、蒙古社会或女真地区，人们感受到的是各自截然不同的“在地化”[1]的统治图景。元代的汉人士大夫普遍把本朝视为“中国”，事实上“中国”也已经成为官方汉语文书对本朝的自称，它甚至还出现在元朝的汉语外交公文中。但在元代的蒙古语中，我们却一直只看见对构成“大元”版图各大区域的分别称呼，如达达国土(蒙古地区)、唐兀惕田地(西夏地区)、乞答惕田地(北部汉族地区)、土伯特田地(藏地)、哈剌章田地(也叫“黑爨田地”，是原大理国疆域；“章”是对蒙语中Jang的音译，后者源自藏语中对南北朝时代云南“爨”部名称的音译，藏语写作lJang，“丽江”就是它的另一种汉字音译)、察罕章田地(云南西北境内的纳西人地区)、蛮子田地(原南宋属地)、畏兀儿田地(维吾尔地区)、女直田地(女真地区)等等。一句话，在元代蒙古人的观念里，除了“大元”之外，似乎还没有产生一个可以用来涵盖所有这些地方，因而能与汉语“中国”相对译的专指的集合名词。蒙古语用于对译“中国”的Dumtadu ulus，很可能是晚至清初才从满语Tolimbai goron转译过来的。当然，我应当在这里强调：元朝的蒙古语里是否存在“中国”这样的专名，这个问题远不如乍一想来那般至关重要。因为“大元”这个词本身就是那个时代“中国”的等义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