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亚洲！这一口号让葡萄牙人向南方进发，又让西班牙人向西方启程，他们既是为了攫取利益，也是为了传播上帝的话语。14世纪初，罗马教廷就在伊利汗国和印度南部建立了教区。第一批前往亚洲的旅行者颠覆了以往的一切所见所闻，他们的经历几乎无法归入古代地理学的范畴。1247年，方济各会的若望·柏郎嘉宾（Johannes von Piano Carpine）发布了第一篇关于亲眼见到蒙古人的报告。六年后，佛兰德斯修士威廉·范·鲁斯布鲁克（Willem van Ruysbroeck）代表圣路易前往喀喇昆仑，他觉得自己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aliud seculum）。他感慨道，多希望自己是一名画家，才能准确地描绘出自己遭遇的一切：蒙古人的蒙古包里点缀着画饰，他们跳舞唱歌，他们的服饰奇特，可汗的皇宫，一夫多妻制，还有他在维吾尔族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的习俗。他精确记录了蒙古人如何酿造“忽迷思”——一种马奶制成的饮品，是蒙古人的最爱。鲁斯布鲁克撰写的民族志迥然不同于以往的记述和地图，拿1300年前后的《埃布斯托夫地图》来说，这些书籍描写了许多奇珍异物，经常联系到《圣经》。它们不是对经历的记载，而是从古代文献和中世纪文本中寻找素材，比如伊西多尔的《词源学》，它们分享的更像是神学而非地理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