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看法，哪个更有道理？卢梭与启蒙的关系既关乎身心疾病，又有古今之争的渊源。健康时好时坏，导尿的难堪使之不便在公共场合久留。1752年10月18日，《乡村卜师》在枫丹白露宫演出后，他拒绝路易十五的会见和年金，趁夜色逃离。根据卢梭自述，他离群寡居，是因为病了，“如果健康，也乐于参加沙龙聚会，在讨论中扮演为公众利益思考的角色”[201]。既然难在文学共和国维持“公民”身份，他开始向往隐居生活，写作风格偏离了启蒙的体系精神与进步观念。对于英国之行，他有隐居之意，没想到陷入了纠纷，公共舆论对之褒贬不一，“像一场欧洲范围的战争”[202]。这更坚定了他退出文学共和国的意图，一度放弃写作，与外界断绝联系，专心于植物标本。1767年回国后，他改姓勒努（Renou），退出文学公共领域，“一个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203]。其他人与时代精神没有这样的决裂，卢梭的行为更加让人不解。
在古今之争的意义上，卢梭与启蒙的主调不同。17世纪末，法国知识界有一场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论。在诗歌与艺术上，古派以为现代人无法超越古代人，今派坚持现代科学远胜于古代。[204]得益于科学与商业的进展，今派获胜，那是法国启蒙的先声，多数启蒙思想家亲近自然、鼓励发展科学与商业，呼吁独立人格。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阐述启蒙精神的主旨，“丢弃神学思辨，不再模仿古人，促进农学、医学、光学等实验科学，塑造健全的精神”；他觉得卢梭抨击科学与艺术，是因为混淆了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滥用的区别，“真正的科学艺术有助于改良风俗”[205]。卢梭强调科学艺术对美德之害，批评今派哲学家拉莫特（La Motte）和特拉松神父（Terrasson）的浅薄。拉莫特不懂希腊语，却能写出优美的法语作品，“在诗歌、寓言、悲剧、芭蕾舞剧方面有杰作，以人的理性为思考基础，融合笛卡尔哲学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206]。特拉松神父也不懂希腊语，他以为笛卡尔的方法就是一切，“希腊人知道如何说话，拉丁人知道如何思考，但法国人知道如何推理”；1715年，他在《〈伊利亚德〉的批判》里历数《荷马史诗》的不实之处。[207]卢梭反其道而行，他赞赏古派学者费纳隆（Fénelon），希望从古代共和国中寻找教化现代风俗的良策，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知识从实践中来，以科学塑造现代人格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