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休对于《公羊传》和公羊三世说的解释，有许多精彩独到的见解，也有很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而且若干精彩独到之见又在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中），这些只能另外为文专论，这里只想说他在使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重新结合上的作用：其一，何休三世说不像五行相胜说或五行相生说那样假自然理性的环节以为历史理性的环节，也不像董仲舒那样假三代三正之说（其中仍然没有完全超脱自然理性）的环节以为历史理性的环节，而是纯粹以人伦的道德理性的展开作为历史理性的展开的说明。其二，人伦的道德理性也并非凭空而生，它是以人之性情为根据的，或者说以儒家的人性说为依据的，而人性也是一种自然（nature）,不过它不再是外在于人或异己的自然，而是人的内在的自然。其三，何休三世说与邹衍五行相胜说、刘歆五行相生说、董仲舒三统说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点，即前三者都以为历史理性的展开是循环的，而何休三世说则摆脱了这种循环，作为体系是开放的。其四，何休三世说虽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为三世作立论之凭依，但其实又不拘于也不限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历史，他实际是为人类的历史提供了一个缩小了的模型；因为他的三世说的内容具有可放大性，譬如，“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何休心中的模型只不过是汉帝国，而汉帝国远远不是“天下”，也更谈不上“远近大小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