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司马迁的笔写到这段故事，居然悲得那么豪迈而纯粹。作为史学家，他不得不写出一个个具体的人名和官职；而作为一个文学家，他关注的是一批生命前仆后继的力度和造型。这种力度和造型是超时空的，因此，我在法国看到罗丹雕塑的一批义士为救全城而慷慨赴死的群像，立即想到了《赵氏孤儿》。我所著的《中国戏剧史》在写到这一段时，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
由此可知，司马迁的叙述魅力，一是来自“以人为本”的写作路线；二是来自对喜剧美和悲剧美的深度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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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上次说到的几段故事，体现了司马迁的叙事功力。但在整体上，《史记》是一种以第三人称“夹叙夹议”的散文。
历史本身就是一篇大散文。它有情节但不完整，有诗意但不押韵，有感叹但无结论——这还不是散文吗？
而且，最好的散文总是朴素的，他的文笔，像历史本身一样朴素。
当时司马迁身边充斥的是辞赋之风。辞赋也有一些不差的篇章，但总的来说有铺张、浮华之弊。空洞的辞章如河水泛滥，又在音节、对偶、排比上严重雷同。正是针对这种文字气氛，司马迁用朴素无华、灵活自如、摇曳生姿的正常语言写作，像一场浩荡的清风席卷文坛。
但是，铺张、浮华的文风有一种代代再生的能力。直到唐代，韩愈、柳宗元重新呼唤朴素文风，才成气候。在他们之后，这种呼唤还不得不一再响起，因为那个老毛病像一种间歇症一样一次次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