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译自［法］保罗·利科:《如同他人的自我》,吉福德演讲,1986。谭立铸译。
[1] 《尼各马可伦理学》卷1一开始就向我们指明了方向：所有的技艺，所有的方法，以及所有的行为和所有的偏爱都以他认为的某种美好为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说，美好是万物所追求的目标。在此，我们可将美好和幸福的同等关系放到一边，只看一看这些具有目的性之活动的科目，这些科目的边界并不明确。首先说到的是技艺，它与理则是一个对子，这样，具有普遍性的实践就与普遍理论有着对应关系；接着，技艺与实践和偏爱被认为是一种简单的并列关系，其中没有等级结构。此外，实践这时还没有与诗（poièsis）发生对立。实践，确切地说“实践科学”与“诗学”的对立只在卷Ⅵ中才出现：而我们知道，实践是这样的一种活动，它并不产生与主体有分别的作为，它的目的就是行为本身，是“好的实践”，好的实践本身就是它的目的，而诗（及所对应的诗学）“有一个别于自身的目的”。
[2] 某些注释者力图淡化这一难题，他们对将古希腊语pros to télos译为“手段”怀有疑义；在他们看来，此词应译为“与目的有关的东西”，这样一来，它的意义就是多样的了。D.Wiggins（《权衡与实践理性》，Deliber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 ，见A.0.Roty编，《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222～225页）认为，与目的有关的不仅有行为的手段，而且还有目的本身的构成因素。亚里士多德选取的例子有误，因为他将pros to télos用在一个目的已经确定的典型的情形中，如此，特殊的东西，如医生的目的，演讲家的目的，政治家的目的就有了一种分配性的意义。一句话，医生已经是医生，用不着每日都问自己为什么当医生和还在当医生，亚里士多德担心的是，对目的进行来回权衡的人会没完没了。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一个像哈姆雷特那样不断地追问自己的人不是一个好的医生，一个好的建筑家，一个好的政治家。所以应当认为，这些典型的例子并没有说尽pros to télos的意义，权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它的作用在于：谁能向我描绘出我生活目的的适当蓝图？如果这是问题的关键，那么权衡在意义上就与手段的选择完全不是一回事；它的目的在于将“美好生活”的模糊性明朗化，从而使之变得具体，使之在实践上更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