瑟瑟发抖的汪精卫不知道是该庆幸自己又逃过一劫，还是等待下一次的谋杀。
曾仲鸣最后死在了医院的手术台上，而他的妻子方璧君在抢救之后活了过来。汪精卫抓到了蒋介石的把柄，便大加利用，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文章《曾仲鸣先生行状》，接着又在《华南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这无疑是对蒋介石和杀手的又一次挑衅。
在重庆蒋介石的公馆里，他看着报上的《举一个例》，脸色越来越青紫，越来越狰狞。汪精卫在此文中披露了1937 年12 月6 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谟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精卫以此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了，自己不过是执行者而已。
河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蒋汪之间的彻底决裂。1939 年3 月25 日晚，汪精卫一行登上了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转移到了日本货轮“北光丸”上，于5月6日抵达上海。初到上海，这群汉奸深恐遭遇曾仲鸣的下场，整日盘算，殚思竭虑以防不测。日本《富士》杂志曾记载这样一件事：“一到上海，汪精卫氏因欲检查血液，要求介绍日本方面能够负责的医生。当时我们暗中还以为汪先生自己要检查身体，所以立即介绍海军陆战队医院。但是，到医院来的，竟有汪先生以下40 余人。他们并不是来检查有否病毒，唯为预防同志不测起见，先事检验彼此血型，以供紧急情形之需。”可见当时上海反汪运动的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