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北京外交使团和在华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也希望中国稳定和平、发展进步，毕竟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外国人在华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业利益。有英文报纸这样评价北京外交使团：“无论外交团作为一个整体犯了多少错误，在其拥有权力的这二十年里，几乎没有一次事件，外交团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中国的统一和完整或使中国持续混乱下去。在北京各国公使的本国政府常常不能理解这些公使过分的亲华倾向，这些公使中的一大部分变得比效忠朝廷的满族官吏更中国化。”[58]也因此，《纽约时报》驻华首席记者哈雷特·阿班分析“国民党人拿下北京后不到七周，美国公使马慕瑞便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签订了新的关税协议，承认中国完全关税自治，其他国家也迅速效仿”的原因时说，“列强并不认为内战及混乱行将终结，却相信较之其他派别，国民党人较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稳定的中央政府。因此，尽管不情愿全面让出特权，却也被迫作出必要退让，给南京足够的威信，以制止叛乱之发端”[59]。笔者认为，晚清民国时期北京外交使团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虽然于法理上是错误的，但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正如美国公使芮恩施所说，“一个善意的外国政府的注意，是有助于防止某些鲁莽急躁的武人或文官采取轻率或高压手段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