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记载：“猴年(1224),成吉思汗征服大食地区以后，决定回到(自己的)老营去。唐兀惕居民作乱的消息传来，是成吉思汗急于回去的原因，唐兀惕人由于他长期不在，又动乱起来了。”那年冬天，他渡过质浑河，屯驻在撒麻耳干城郊。
多桑《蒙古史》记载：“1222年冬，成吉思汗驻冬于申河河源附近不牙客的威儿之山地中，时军中瘟疫流行。”“1223年春，疫止。成吉思汗遂决定取道印度、吐蕃而还蒙古。”在其注释中提到中国史志中的“角端”说和《史集》的“西夏复叛”说，明确表示不同意《史集》的意见：“《史集》谓成吉思汗之东还，盖因唐兀之叛，欲回师平之。成吉思汗回蒙古约一年后固曾进兵唐兀，大肆焚杀，然当时唐兀主实无谋脱桎梏之迹。”
以上几种著作是有关蒙古史的权威性著作，其中五本书对同一个问题提出了四个时间、四种原因。最早涉及的时间是马年，1222年冬；其次即羊年，太祖十七年、1223年，几乎包括春夏秋冬；第三即猴年，1224年；第四种的鸡年，太祖十九年即1225年。回师的原因一是“角端见”;二是“唐兀叛”;三是“西域略平”;四是“瘟疫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