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的《新民丛报》和《民报》的论战，也给权藤以影响。几年之后，当权藤宣传其社会思想时，曾援用了和章对立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16]。关于《文中子中说》（权藤认为《文中子》乃隋王通所撰，王通是去中国留学的日本人南渊清安的老师，南渊归国后推动了大化革新思想的发展），章炳麟认为系后人假托，故断为伪书[17]。现存笔谈录中，没有关于《文中子中说》等涉及王通的内容，或许那时，亦即在明治末年，权藤尚未形成其社会思想的构图，甚至连胚芽也没有吧。大约权藤为了予自己的立场以权威，才援用大化革新和王通有渊源关系这一点，而他采用《文中子中说》与制度学等说法最早见于他公开发行的处女作《皇民自治本义》（大正九年，1920年）中。
如宋教仁日记中称为“汉学家”的权藤成卿，汉诗水平很高，即使考虑到在支援者、亡命者之间，免不了谦虚客套，但当章和权藤交换有关日中学术意见时，毕竟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进行的，这从前述笔谈中，已可略见一二。其时，权藤成卿向章炳麟提供中国革命的理论背景，而章炳麟与其说是民族主义学者，倒不如说是清末考证学大师来得更恰当些，为此，权藤与章的论争和章与武田范之的论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何况权藤和章炳麟对公私有明确的区别，彼此都致力于对大家有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