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为海上贸易之兴盛。
海外贸易难行之已久，然唐宋以下，其进展始益显著：此盖由于萨拉森帝国适于其时勃兴于西，大食之人来往我国沿海经商者颇多，远胜于前代与印度罗马之关系；而同时中国商人之远航东南洋及西亚一带者，亦初盛于此期，乃开近世华侨殖民之端绪，故殊足重视也。唐代中国之对外贸易港，以广州、扬州为最著，交州、潮州次之，至楚州、苏州、登州、莱州、泉州、明州、杭州等处，亦有对外贸易之事实。唐时广州大食人聚居之所，谓曰“蕃坊”。[177]肃宗乾元元年，波斯与大食同寇广州，劫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178]，则知其时外人来广州者之众也。《通典》称：“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宝十载至西海；宝应初因贾商船舶自广州而回，著《经行记》。”同书又引《经行记》述大食国事有云：“汉匠起乐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環、吕礼。”[179]据此因见华人之经商做工于西亚等地者亦复不少也。波斯大食同寇广州后之二年，即上元元年，江淮都统刘展叛，邓景山引田神功以讨之；兵至扬州，大事劫掠，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至数千人。[180]乾符五年，黄巢之陷广州，据大食人之记载，其时被杀之回回、犹太、基督、祆教徒约为十万至十二万人。[181]而日本出版之《唐大和尚东征传》亦云：“玄宗天宝九年间，（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堆积如山；其舶深六七丈，狮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182]唐设市舶司监督外商务，并征收货税；市舶使或市舶司之名始见于开元二年。[183]当时所定税率，对于输入货品，大约抽原价十分之一以至十分之三，《新唐书·食货志》谓之“下碇税”，而李肇《国史补》所谓“舶脚”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