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巡视中看到官、民生活富贫两极相差悬殊越来越大。前文说过，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大量蠲免钱粮、赈济灾荒，民生应当有所改善。但实际上小民很少得其实惠。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至五月，康熙皇帝在第三次南巡时，发现浙江百姓“生计大不如前”。在他看来，旧欠已尽行豁免，灾荒已普遍赈济，百姓应比过去丰足。为何反不如从前呢?经调查研究得知“皆因府、州，县官私派侵取，馈送上司”;或上司“因事借端索取更甚者。至微小易结案件，牵连多人，迟延索诈者甚多。此等情弊督抚无有不知，乃不厘剔察参，反将行贿官员荐举，廉正官员纠劾，以致民生失所”。回京次日，康熙皇帝向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针对上述情况，征求解决办法，他语重心长地说：“若各省督抚俱体朕爱民至意，实力奉行，自然吏治澄清，万民乐业。科道不畏人，不徇情，能将不肖官员察访纠参，则有司亦知忌惮。今作何永革横派，严禁贿赂以察吏安民，尔等会同确议具奏”。大学士等遵旨会议，并经康熙皇帝批准，发布谕旨：督抚必须“洗心涤虑，正已率属；凡有贪污害民官员，不时查参；地方应革积弊，尽行革除。如该督抚仍照前因循，专恃虚文塞责，徇庇属员，或被科道纠参，或被受害人首告，将该督抚等一并从重治罪”。此类谕旨，以后不止一次发布。如此看来，康熙皇帝确认民变的根源在官，而不在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