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理论对地区史研究的渗透导致的上述转向引起了不少争议，如周锡瑞曾经对“文化研究”的方法越来越强烈地支配社会史研究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近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失宠，反映了把中国革命从历史舞台中心移开的倾向，因为革命已经被搬离中心舞台，历史研究的关注点就基本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即使在城市研究中，一些早期作品如韩起澜（Emily Honig）的《姊妹与陌生人》和贺萧的《天津工人》聚焦于工人阶级，并对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保持关注。而90年代以后的作品如杜赞奇的《从国族中拯救历史》和贺萧的最近作品《危险的愉悦》，恰恰从各种话语的聚集中寻求现代性的表现，寻求文本解读中构设的内在逻辑，而忽略形成这种逻辑的政治经济基础。
周锡瑞同时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是同样看到了传统社会史研究的弊端，他指出：
社会史在其更接近社会科学形态上的一个特点是关注塑造和限制人类行为的社会制度，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韦伯学说的信奉者，按照这种模式取得的最好成果，都提出了有力的比较模型，其中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都被用来解释社会实践和集体行为，但这些模型倾向于否认行动者的力量，而我相信新的文化史的引人之处在于它给予了历史行动者以声音和主体性（尽管主要是那些能够留下文字记录的人），因此帮助他们成为历史过程的动因，不光是历史过程的人质。[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