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晓风认为自己的作品“只与个体有关”，他关注的是自身内在、主观的世界，是对其所见之物、记忆、想象以及意识的探索。《在混纺的确良》中，那些香蕉、沙发或腐烂水果的呈现都是局部的，在照片上感觉不到时间与地点的记录，抽离了摄影应该有的功能。克雷斯威尔认为，摄影中的地点通常都是“一个有意义的场所”[12]。“地点承接着宅邸、场所以及城市等开放空间的意义，还有在社会中的定位”[13]，一幅照片指向了一个曾经明确的地点，意义也就在地点之中被构建——比如著名地标的选择，如柏林墙可能被表征为一种对自由的向往；而埃菲尔铁塔则可能被表征为一种法国性。同样，摄影时间展现也会增加某种意义。巴特在《明室》中就提到，面对一幅1865年的死刑犯肖像，他看到的对象是已死的，又是将要死的，“我同时看出将要发生的事和已经发生的，这张照片告诉我的是未来的死亡”[14]。对巴特来说，他的刺点，也就是这张照片对于他的意义不再是形式，而是时间带来的“先将来”的时态。[15]在巴特母亲小时候的照片和这个死刑犯的照片之中，巴特看到的是摇摆于生与死之间的摄影意义。但在喻晓风的作品中，那些日常符号在特写的角度中被一种极其正面的、直接的闪光灯闯入，展现出一种超脱地点与时间的虚构性——看不出具体的地点与时间，仅与摄影者自身的审美追求有关，而这恰恰符合了他所追求的那种无关痛痒、关乎个人的、不反映时代的、无宏大叙事的摄影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