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然而，在《性史》中您已经通过反对我们现代的性科学以及东方的性爱艺术对此作了解释。
答：在这本书中，我犯的错误之一就是，我谈论了这种性爱艺术。我把它同性科学对立起来了，然而却应该说得更准确些。和中国的性爱技巧相比，希腊人和罗马人是没有任何性爱艺术的，或者说在他们的文化中这并不特别重要。他们拥有一种生活技术，在那里快乐的经济学占据重要的地位。在这种“生活的技艺”中，应该完全地控制自己的观念很快变成了一个中心的问题。基督教的自我解释学构成了这种技术的新形式。
问：然而，在您谈论了非相互性，谈论了对健康的担忧之后，我们能从这第三个观念中得到什么呢？
答：我想表明，希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自我的技术，而是生活的技术，是生活技术，是生活方式。苏格拉底、塞涅卡以及普林尼都不关心死后会发生什么，不关心神的存在与否。这一点非常明显。对他们来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问题在于为了如我们所应那样而生活，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我认为古代文化最伟大的进步之一，就是这种生活技术越来越变成了自我的技术。第五世纪或第四世纪的希腊公民可能会认为，其生活的技术在于关心城邦，关心同伴。但是对塞涅卡来说，根本的问题在于关心自我。在柏拉图的《阿尔基比亚德》中，这特别地明显。他说你应该关心自己，因为你应该管理城邦。然而对于自我关怀的关注只是从伊壁鸠鲁学派开始的，并由于塞涅卡、普林尼等，自我关怀变成了一个特别普遍的事情。希腊道德的重心在于个人选择及生存美学的问题。对我来说，美学艺术作品内容的生命概念是极其令人着迷的。道德可以是和专制体制、司法制度、惩罚组织无关的生存之极其稳固的结构这样一个观念同样也极令人着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