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书坑儒”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不但消灭了大量具有异己倾向的士人，直接毁坏了大量传世典籍，而且首开思想禁锢之例，用强制力量消弭反抗意识，将思想学术限制在政府圈定的范围之内，扼制了中华民族的创造精神。倒行逆施者总会饱尝自己酿造的苦果，高压超过了人们所能承受的限度，便会形成更大的反弹。不久，陈胜登高一呼，天下豪杰蜂起，二世亡秦的悲剧给暴戾恣睢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不从改善政治入手以安定民心，想以愚弄、镇压百姓的办法来维护统治，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西汉开国之初，面对的是秦朝暴政和长期战乱造成的社会残破、民生凋敝的严酷现实。要想巩固统治，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必须安定民心，休养民力。秦因横征暴敛、严刑峻法导致灭亡的历史也给了新的统治者以深刻教训，促使他们寻求稳妥的统治方略。汉统治集团继承了大一统的政权体制，建立的是以帝王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在统治方针上却采取了以黄老思想为指导的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政策。
黄老之学属于道家，但与先秦时期老子创立的道家有所不同。它托始于黄帝，在老子学说基础上兼采儒墨名法等学说中的有益成分，形成以政治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哲学思想。它在政治上主张宽弛放松，无为而治，反映了民众久罹战乱之苦，要求政治宽缓、生活安定的强烈要求，因而在战国末期萌生后，到汉初流行一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中之言：“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9]是对黄老之学要点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