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至1949年夏的两年半中，穆木天一家在上海的生活是相当艰难的。由于房价昂贵，一家四口只好在臭气熏天的横浜河旁一栋弄堂房楼下的—个前厅里住下，厅中间有一个不到房顶的木隔板，隔板后面楼梯下的一小块地方算是女儿的卧室，隔板前面就是一张大床、一个柜子、一个书架和两张并在一起的三屉桌，那是穆木天和彭慧每日伏案工作的地方。每当儿子放假从大学回到家里，晚上就在这里打地铺。就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穆木天依然夜以继日地伏案写作、翻译，还在同济大学教课，依然支持学生们的进步活动。这个时期他写了《这个日子》《同乡》《我的损失》《佩弦的死》等诗作和散文，翻译了莱蒙托夫的《高加索》、巴尔扎克的《绝对的探求》等。
1949年夏上海解放了，穆木天满怀欣喜地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祖国的黎明。同济大学为了表示对进步教授的关怀，很快就给穆木天分了两间住房，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尽管上海是穆木天熟悉和留恋的地方，然而，当他得知东北组织来人，要求上海给予人力（高级知识分子、科学技术人员）支援时，他的心一下子就飞到了多年来魂牵梦萦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