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犯人，都是先编号后剃头。说起剃头，大概是第二天下午的事，太阳照在山坡上暖暖的，摆上一只木凳子，然后喊着我的名字，叫我坐下。我没有看给我理发的人，他似乎也没有看我。我的长头发早该理了，想不到这里这么周到，第二天就会轮到我。我只觉得有五根手指按在我的头上，于是一簇头发落在我的脚前。我的头上像是开出了一条壕沟，一阵冷风就从这里一直灌进我的灵魂。这时，我再也不能不承认我有小资产阶级意识了，它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完全暴露出来了。这时，我倒是想反抗，想提出抗议，我想向一切人质问：你们有什么权力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把我的头发剪下来？但是我又一动未动，我呆住了。我知道反抗是无用的，剪与不剪这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是权力的斗争。我不能加以任何反抗，这就证明我是一个真正的罪犯了。
我的秃头使我变成了真正的罪犯，我又在秃头上戴上了一顶有罪犯标志的帽子。那是一条白毛巾，因为我不得不用毛巾把秃头包起来。毛巾包头在西北一带大致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把毛巾蒙在头上，在后脑勺把毛巾两角系起来。我不喜欢这一种。在延安和陕北不是这样的，他们把毛巾先兜在后脑勺上，然后再在脑门前面打个结。这样，毛巾的两角朝前翘起，像是羊的两只角，煞是好看。我喜欢这一种。此后我头上始终包着这块羊角式的毛巾了。这也表明我是一名真正的罪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