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时代的特殊性在于，它以比正在流逝的时代要大得多的程度把伦理学问题呈现为一种真正的关切，即呈现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整个国家都开始问“我们应当做什么？”整个国家都开始看到，逍遥一个小时不是问题，但是消磨每一个小时就是问题了，是一个永远要求回答但永远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我将消耗你的时间去听，消耗自己的时间去背诵，“我们颤抖地生活在时代的口语杂志之中”。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中，应当做什么的问题已经携带着比这个世纪初所有的更为沉重的东西向我们走来，那时霍恩佐伦的光辉和自信的时代达到了顶点。但是也有一个更为深层的问题构成我们目前的处境，对我们来说，这个处境已经变得困难、苦涩和痛苦了。我不是说对于我们的前人来说，处境不是困难的、苦涩的和痛苦的。但是人们不可避免地想到，比起20世纪头十年那代人来说，我们正以一种更困惑、更尴尬、更不确定的方式面临这一处境。的确我们更为清楚地看穿了伦理学问题把人置于的这种困惑、尴尬和不确定的不可避免的和最终的特性。我们并不想否认我们的先驱也看穿了这一特性，但令我们惊异的是，在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中，他们竟如此之少地背叛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