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动力（当我们考察它们时），可以被看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我们的各种思考能力付诸实施的需要。我们谈及社交性时，似乎社交性是社会动力本身的本能，而谈及好奇心时，似乎好奇心是社会动力的另一种本能。但是，如果我们去掉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利益（这种自然利益可以体现在争论和对话中询问的双方，体现在对他人的说服，也体现在为他人的管理和谋划中），那么，我们就会给社交性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如果我们去掉公众生活——社交性在政治方面的发展——中的自然利益（来自对人性、法律、原则、争吵、战争、历史标准、传说、习俗的讨论），从它们的伦理学方面看，我们必然会丧失大部分的正当动机。政治生活，正如亚里士多德后来描述的那样，是展示伟大壮举的舞台，是争论原则问题的斗争之地，是有着过剩精力需要发泄的人的竞技场。如果你观察那些为利益争夺呈白热化的地方，你会发现：正是在这些地方，利己、面包和黄油、财富问题已经演变成了权利与义务的问题；一个人的能力和成就问题已经深化为他的性格和荣誉的问题。也正是在这些地方，对义愤、骑士精神、嘉许、憎恶、忠诚和谴责的反应，以及对我们的伦理本质的反应，都被唤起。我们是社会动物和政治动物，至少部分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理性和道德概念注入整个世界的运转中。我们建立国家，至少部分是因为这种权力意志。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阐释就是这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