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教育制度史研究应当把揭示各项制度的建立、内容、特征、成效，以及它们对教育发展明显或潜在的影响置于优先的地位。除此之外，教育制度史的研究也是进一步探索、理解、改进、完善乃至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基本前提。
第四，中国教育制度史的研究方法：科学、客观地审视材料，以保证在材料的取舍上不致产生偏差；同时，我们也需要作为一个思想的代理人进入史料本身，以深察制度提出者的思想的逻辑和内涵，保证我们对其实际意图的理解不致错误，从而有助于我们丰富头脑，增长智慧。
第五，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厘清从远古到当代教育制度发展的线索，展示中国教育制度变化的丰富的历史图景，从而为当代中国教育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第六，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以传世典籍、考古材料和档案文献等作为主要的史料来源。其中，①先秦时期，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主要来源于儒家经典，其中尤以《周礼》《礼记》为突出。②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相对集中于正史中的《儒林传》、《职官志》、《艺文制》(或《经籍志》)、《礼志》及有关传记。③从隋唐到元代，在正史的修纂方面，《选举制》的出现标志着教育制度的记载开始趋于专门化。同时，流传下来的典籍的增多，也为教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尤其是出现的一些大型政书和类书不仅提供了同时或稍近时代教育制度变化的历史记载，而且收集、归纳了远古以来教育发展的史实。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学校考》。除此之外，地方志和家谱、族谱的纂修以及数量不断增多的时人文集和疏奏，也保留了不少教育制度发展方面的材料。④从明代到清末，传世典籍的进一步增多，使得有关教育制度的记载相应详密。值得注意的是，除地方志的大量修纂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地方教育发展的资料外，有关学校教育状况的专门志书也大量出现。比如，记载国学教育的志书《南雍志》、《明太学志》、《国子监志》(清),以及各种书院志，就是这一类型的图书。⑤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的教育制度发展开始迈向近代学制的建设。由于这种变化，近代教育制度记载的专门化程度就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时代较近，学制本身的系统性，以及文献记载详细等条件，也为近代教育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相当的优势。正是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中国教育文献丛书·历代教育制度史料《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得以整理编撰出版，为教育制度通史的撰写提供了必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