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文化阵营中，李大钊等人也坚决回击了守旧文人的挑战。针对林纾小说《荆生》，李大钊指出：“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19]。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杂文，批判了封建卫道士反对新文化的顽固态度。
蔡元培等人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守旧文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指责，从而促进了新思潮新文化的传播，而且，以自己对待学术文化问题的正确态度对待对方的谩骂和无端指责，以宽容对待蛮横，显示了新文化人的恢宏气度。
第二节　五四后中西文化论争的继续
在五四运动后新的形势下，原有新文化运动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左翼转向“以俄为师”，接受马克思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固守“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对欧战后世界及中国历史的巨大变动无动于衷；一些由欧美归国的留学生组成的“东方文化派”，主张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和复兴固有文化。于是，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东方文化派，形成了彼此互相对立的三种文化取向，使1920—1927年间的中西文化论争，呈现了崭新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