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哈钦森着力于辨别现代文化的民族主义政治类型，并且发现文化形式的动力，考察前现代的族群复兴和现代的民族主义在以往所起的作用，并考察神话、记忆和象征等前现代文化的保留项目通过制度而被“带入”现代的方法。②
约翰·阿姆斯特朗用现象学的方式来解释民族主义，将族群认同视为不断转换的感知、情绪和态度的群集器，并以文化和象征边界分析法强调，要通过调查长时段中的“神话象征综合体”来理解族群的持久性。③
总体来说，上述现代主义、原生主义、族群—象征主义研究范式基本上涵盖了当代世界民族主义的研究脉络，这三种研究范式并存于学界，常常进行激烈而富有影响力的辩论，影响较大的有盖尔纳与史密斯之间的争论，以及奈恩与霍布斯鲍姆之间的争论。在多种解释范式的发展与交互影响的基础上，不同民族主义理论互相渗透并在思想内核上不断进行修正与调整，形成了以现代主义为主导的、多种范式交融并蓄的民族主义研究的主体环境。总体上，原生主义在理论方面漏洞较大，有些原生主义者甚至没有理论方面的构架，并且几乎不涉及现代社会的发展历史；族群—象征主义也存在理论方面的缺陷，它仅仅提供了一种解释方法；而现代主义虽然也有自身的缺陷，但是总体来看，这种解释范式既强于理论构建，又兼顾社会历史现实，展示出强大的解释力和生命力。作为现代主义范式的坚定支持者，奈恩这样写道：“关于民族主义更深的辩论一直是在‘原生’和‘现代’之间。前者认为智人中只是有一些民族，他们通过反对其他趋势，坚持并且(自1989年以来)重申他们自己的方面，例如，帝国的或世界性的，或多民族的文化。现代主义派(对此我坚持)认为是完全相反的，其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主要是关于‘主义’。正是这种民族的‘主义’,其政治体制的边缘引起了向前的运动(现代性)和问题。但是，这是最近才出现的，并且离不开其他密切相关的现代现象，比如工业发展和民主。”